在40家会计师事务所中,有11家事务所的异地率低于50%,一些事务所甚至90%以上的业务来自当地,而且多年不变。
“最早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企,哪家公司由哪个事务所审计都是相关部门说了算,无论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没有什么选择空间。”
这三年里,证监会向上市公司、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市场参与者总计发出了723起处罚,尤其2018年360起这一数字更是创下历史新高,为十年前的近5倍。
“这个行业要变天了。”陈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是上海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部门经理。从业十余载,他说从未像如今这般丧气,“‘两康’的事情闹得太大了、影响很不好,最近各所之间人员流动也很大,人心惶惶。”
他说的“两康”是指*ST康得(原康得新,002450.SZ)和ST康美(原康美药业,600518.SH),今年相继爆发数百亿的财务造假案。负责两家公司审计业务的两家会计师事务所??正中珠江和瑞华也被指责合谋造假,“整个行业就差‘人人喊打’了”。
所谓的整个行业,其实只有40家会计师事务所拥有证券、期货审计牌照。换言之,这40家会计师事务所承包了整个A股市场3600多家上市公司的审计业务。
南方周末记者通过大智慧“财汇数据”提取了3686家上市公司2018年的财务数据,发现40家会计师事务所存在明显的“地方割据”现象??事务所常年盘踞一地、绝大部分业务来自本地是常态。
肩负审计职责的会计师事务所被称为“资本市场守门人”。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区域割据现象?这对中国资本市场意味着什么?
靠山吃山
时至今日,距离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脱钩改制已有21年,中国会计行业已基本形成“四大外资+八大内资+中小所”的金字塔格局。
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3686家上市公司中,上市公司审计业务数量排名前八的事务所分别为立信(589家,上海)、天健(409家,浙江)、瑞华(321家,北京)、大华(242家,北京)、信永中和(240家,北京)、致同(187家)、大信(146家),天职国际(142家),也就是八大内资所。这八家手中审计的A股企业就占到整体的62%。
在40家事务所中,有11家事务所的异地率低于50%,一些事务所甚至90%以上的业务来自当地,而且多年不变。
这些事务所绝大部分都是早期省所合并而来,而且与当地上市公司关系相当紧密。
比如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常年盘踞东三省,负责的20家上市公司有16家来自东北地区,近半来自吉林省。中准由吉林省财政厅于1982年成立的吉林会计师事务所以及原国家邮电部于1983年设立的中鸿信会计师事务所合并而来。
这些业务高度集中的事务所从名字就可看出“端倪”,比如四川华信(异地率6%)、福建华兴(8%)、江苏天衡(16%)、浙江中汇(40%)、山东和信(7%)等,它们大多脱胎于地方财政厅或事业单位设立的会计师事务所,此后改制脱钩。
不光是地方事务所,那些分所遍布全国、业务来源地更多样的大型事务所也同样受到地域的影响。
最明显的要数浙江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在其负责审计的409家上市公司中,有221家均注册于浙江省,异地率为46%。
天健的前身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1981年,浙江省财政厅成立杭州会计顾问处,随后更名为浙江会计师事务所。这是浙江的第一家会计师事务所,也是全国范围内首批会计师事务所。
浙江会计师事务所最终与体制脱钩,成为浙江天健,并在此后的二十多年内,合并浙江东方等多家本地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如今的天健。作为天健的“大本营”,浙江也成为其业务的主要来源地。
因涉及康美药业财务造假案处于风口浪尖的正中珠江,其前身为广东省财政厅于1981年成立的广州会计师事务所,是当年华南地区首家会计师事务所,此后先后合并广州市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广州建明会计师事务所、中山中信会计师事务所,成为如今的正中珠江。
在2018年度广东省会计师事务所综合评价排名中,正中珠江位列第一。而正中珠江负责的94家上市企业中,有86家来自广东,异地率仅为9%。
(梁淑怡/图)
官方背景
这种区域割据的现象,与会计师事务所脱胎于体制相关。
顾仁荣是瑞华会计师事务所前身原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创始人,1996年在财政部税务总局任副处长,后辞掉铁饭碗,投身会计行业。
据他向媒体回忆,1998年他说服当时的税务总局领导,将中瑞改制成国内第一家与体制“脱钩”的事务所,“脱钩改制要算中瑞所发家的起点,因为我们提前学会了‘游泳’,赢得了发展的先机”。
1998年财政部发文要求国有企业会计报表必须由注册会计师审计,作为第一家脱钩成功的事务所,中瑞的名字被写在内部推荐名单的第一位。不久后,中瑞拿下了第一个国企项目??中国一汽集团。顾仁荣坦言,这得益于自己的坚持脱钩。
2001年中国加入WTO,国际四大会计师事务所(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进入中国。四大既是内资所最大的对手,也是最好的老师。四大很快占据了审计市场的高端业务,为那些进入中国的外资企业以及意图进军国际的大型国企央企提供审计服务。
“最初四大的客户主要是一些想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以及那些想走进全球资本市场的大型央企,和内资所的冲突并不大。”保尔.吉利斯(Paul Gillis)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在普华永道执业近30年,现任北大光华学院会计学教授。
1999年后,内资所“脱钩”工作全面施行,一大批会计师事务所陆续完成改制,成为行业的中坚力量??省所。它们大多创建于地方省市,名称多为“地名+会计师事务所”,都是由地方财政或相关部门出面设立。
恰逢1990年代末国企上市热潮,内资所开始接触IPO审计业务。与地方交情匪浅的省所喝上了A股市场的“头啖汤”,承包了相当多的国企上市项目。
“最早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国企,哪家公司由哪个事务所审计都是相关部门说了算,无论上市公司和会计师事务所都没有什么选择空间。”在会计行业从业二十多年的秦明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当时的制度下,会计师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基本由政府圈定。此外,早期证券市场采取额度管理制度,公司上市就成了稀缺资源,地方政府对企业上市有很强干预冲动,因为它需要会计师事务所“配合”完成企业上市。
结果是,相关部门会直接干预上市公司的整个审计过程以及最终的审计意见,审计制度形同虚设,毫无独立性可言。
伴随上市公司数量的增加,利用关联交易进行财务造假的行为愈演愈烈。2000年前后,A股市场就陆续出现“银广夏事件”“万福生科”“青鸟华光”等一系列重大的财务舞弊案。尤其是“银广夏事件”中存在严重审计失误的会计师事务所中天勤,引发了全民对内资所审计专业能力的质疑。